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大国博弈的主角变成了AI、机器人、无人机、星链，不能说全是好事，但从一个角度上讲，可以让我们舒一口气——这是一口憋了百年的老气。

一切要从一个词讲起——总体战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德国战败。战后，德国国防军二号指挥官埃里希·鲁登道夫总结教训，认为德国失败的根源是政治没能完全服务于军事，于是提出“总体战”（total war）的概念。在他看来，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并非军事上的无能，而是政治体制的软弱，最终导致了前线的崩溃。

鲁登道夫的前辈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：“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。”这意味着政治高于军事，将军是为政治家服务的。但鲁登道夫认为，现代战争中，这种关系必须颠倒过来。既然战争是关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高体现，那么政治存在的唯一目的，就是为了准备和赢得战争。在他眼中，和平时期只是两次战争之间的间歇，政治家应当绝对听命于统帅部的意志。

鲁登道夫坚称，德军在战场上是“不可战胜的”，失败的真正原因，源于后方的精神坍塌。

在复盘一战时，鲁登道夫创造了一个术语——“民族的精神统一”。他宣称，德国之所以崩溃，是因为国家在“灵魂层面”没有完成军事化。也就是说，由于政治领导层的犹豫，德国没能通过强力的政治宣传彻底统一国民思想，导致德国民众在长期封锁下逐渐丧失了战斗意志。

鲁登道夫的核心逻辑是：为了争取战场上的胜利，全体国民必须在灵魂深处交出自我，完全服从你死我活的战争需求。他的这一理念，深刻启发了后来者——纳粹德国为了完成鲁登道夫所说的“灵魂动员”，做出了许多载入史册的极端“努力”。

当然，二战中的德国再度战败。这足以说明，“灵魂动员”从来都不是战场获胜的决定性条件。鲁登道夫所谓的“灵魂动员失败”，不过是他推卸军事责任的借口。但令人深思的是，那几十年来，“总体战”的概念和逻辑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，几代人的观念都遭到了潜移默化的渗透和操控。

宣传并非现代产物，自古有之。早在古代，政治权力就已高度重视“叙事”的控制。我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罗马后三巨头争斗时期：安东尼一方攻击屋大维“靠出卖身体换取政治支持”，屋大维则反将一军，把安东尼描绘成“被异国女人洗脑的叛徒”——这里所说的异国女人，便是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。

但现代意义上的宣传，真正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。彼时，大众报纸、电影产业等大众传播体系逐渐兴起，这是此前任何时代都不具备的条件。而宣传工作的突飞猛进，与鲁登道夫“总体战”概念的绑定尤为密切。为了动员大众支持战争，宣传者不惜一切手段，让每个人都相信：“我们”是正义的、无辜的、勇敢无畏的，终将赢得胜利；而“敌人”是邪恶的、奸诈的、懦弱的，必将自食其果。

有总体战，就有总体宣传。战时的宣传模式，逐渐延伸到了和平时期。毕竟，你不能等到战争爆发才让宣传的大喇叭响起来——早讲才能早信，而且不能只在特定领域传播，必须实现全方位覆盖。

就这样，“宣传由简单的说服性传播，走向动员一切社会力量和方式的总体宣传。新闻、广告、教育、学术、娱乐、艺术、语言……都被纳入宣传的范围，出现了总体（一体化）宣传（total propaganda）”。

“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，注定20世纪的其他时间以及其后的时代，都将受到一体化宣传的影响。”（刘海龙：《宣传：观念、话语及其正当化》）

总体战与总体宣传的基本逻辑高度一致：团结是胜利的前提，为了实现最大限度的团结，可以不择手段。只要所有人拥有高度一致的思维、情感，尤其是高度一致的仇恨，就能无往而不利。

不得不说，对于专门执行战斗任务的专业军人而言，纪律是行动的前提。但如果把这套逻辑无限放大到全民全社会，弊端便会暴露无遗——为了强求“灵魂深处”的绝对一致，不惜隔绝现实、泯灭常识。而这样做的最终结果，从来都不是胜利，而是整个族群的降智。

铺垫到此结束，或许有些漫长，但足以让我们读懂当下的改变。

为什么说我们可以松一口气了？试想，在当今的战场环境中，没人能通过大喇叭喊话让一架无人机投降，也没人能靠发传单吓破AI算法的“胆”。即便在热搜上鼓动再多网友，也无法真正影响前方的局势。

人们常常为普通人可能被AI淘汰而忧虑，但换个角度来看，这种“淘汰”也不失为一种解脱——没人会再投资制造傻子了。因为傻子再多、再纯粹、再勇敢，在当下的博弈中，也毫无用处。

就让那一小批技术精英去忙活吧，让他们去竞技、去厮杀、去站队。你我这样的普通人，怎么想、怎么说，都没有多少分量。当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之后，世界的图景，必将与20世纪发生巨大的改变。

20世纪的权力基础是人，无论是战争、工业生产还是意识形态，都需要“多数人”的参与。而21世纪的权力基础是技术，普通人的“主观能动性”，已经彻底贬值。

现在的问题仅仅是，很多存量的“傻子”，还固执地觉得自己和大局息息相关。他们依然充满热情与荷尔蒙，却只会惹人厌烦。没关系，就让时间去冷却这一切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