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中开学了，大家伙都不愿意从年味的氛围中抽离出来，更不愿意来到这个被称之为“监狱”的地方。

或许，李涵也有这样的想法。但，她又有一些不一样。

李涵，17岁，一米五的个子，八十斤的体重，是班上的小个子女生。她来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由于务农收入难以支撑家庭开支，所以，李涵的父母和本地大多数的父母一样，选择外出务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生活。李涵的姐姐大她6岁左右，父母外出后，两姐妹彼此陪伴，但是，在姐姐上大学后，李涵便开启了“独居”生活。上了高中，李涵从公办乡镇学校升到了县城民办学校，往返通勤不便，李涵租在县城一处离亲戚家近一点的地方，方便照应一下李涵。

2月25日，返校前一天，李涵妈妈突然给我发来消息，告知李涵因为脚做了冷冻治疗，难以参与课间跑步，希望我能多照看一下她。此时，我才得知李涵的情况。返校后的第二天，李涵来找我了，被其他两位同学搀扶着，但并不是因为脚感染了，而是课上突然情绪崩溃，哭泣，手止不住的颤抖。

看到这种情形，虽然工作时长只有2年，但凭借这两年的经历，已经能猜到个七七八八了。在经验主义的加持下，我自动地把李涵划定在了情绪障碍一类学生中，当然，这种划分并不是空穴来风。

看到李涵的状况，我试图从李涵那里获取点信息，但是李涵已经被悲伤情绪完全笼罩，影响到了语言系统，只能通过词组表达，但回复的内容混杂在哭腔中，很难听清。通过搀扶而来的学生，了解到李涵的确是情绪问题，最近情绪都很低落，经常哭泣。让其他学生返回教室后，我只能先设法稳住李涵的情绪，防止情绪起伏过大带来碱中毒。由于李涵的监护人都不在身边，我得电话联系家长，再次与家长确认学生是否存在过往病史。虽然之前统计过学生的情况，但很多家长担心被差别对待，不会将情绪问题告知老师，而问及李涵的状况，家长也避而不谈。我也只能先排除生理疾病，进而做出下一步行动。

家长的无过往病史答复，加上与李涵的多次交流接触，让我更加确定，当前李涵的状态是情绪导致。李涵说:“我就是情绪不受控制，就是想哭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想这样，可眼泪就是要掉下来，手也要抖……”从李涵的音调里，我听出了恐惧和担忧。秉持着与病同行的观念，按照伊丽莎白·库伯勒·罗斯提出的五阶段模型——否认、愤怒、讨价还价、抑郁、接受，认同应该先接纳自己生理反应的我试图用“没关系的，想哭就哭，控制不了，我们就先不控制”来安慰李涵。

“没事，你哭吧，没关系的，哭也是一种释放。”李涵静静地坐在椅子上哭着，我拉着她的手，时不时拍拍她的肩，我想通过这种肢体语言，让李涵感受到我一直在这。或许这种无声的陪伴是有用的，李涵的情绪缓解了，“我记得你之前也会情绪不好，也睡不着，怎么今天突然这样了？”“我也不知道，我觉得好累呀，干什么都提不起兴趣，我感觉我应该是心理出问题了。”“不能因为情绪不好，情绪崩溃就认为自己有病！你是学习压力大，老师讲课听不懂吗？”“也还好，一直都这样，不会的就是不会，最近上课也集中不了注意力，下课了，也在座位上坐着，好无聊，好累。”“那是同学关系不好吗？”“也不是，班上一直都是这样，您也知道，所以，对于我来说，我也没那么在意。”“你能看开就好，可能刚开学，从过年的氛围中直接到有规律的校园生活，环境的突然改变让你不适应了，加上你的脚受伤，可能都会影响到你的情绪。但是，情绪不好，也没有关系，我们是有感情的人，有悲伤的情绪是正常的，所以，不要把悲伤、沮丧妖魔化。”

顿了一会儿，我还是直接问出了“你有没有伤害过自己，比如割手？”李涵点了点头，“那你经常这样做吗，方便给我看看吗？”“偶尔吧。”李涵一边说，一边掀开衣袖。还好，在时间的加持下，手臂上只留了几条淡淡的伤痕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个好消息，至少，自我伤害的倾向不高。“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呢？”“老师，我还是想请假回家，一是脚不舒服，另外也想去医院检查一下，一直都睡不好，情绪又低落……”

当然，李涵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已经在我预料之中了。学生出现情绪崩溃，身体不适，他们惯用的手段就是在我这里哭泣，然后请假回家调整。对于是否同意请假，我会结合学生实际、家长态度进行综合评判。但我还是担心李涵，如果没有家人陪伴，独自去医院检查后，能否接受诊断结果。“那你现在是觉得自己有问题吗？”“我觉得我是生病了，很可能是情绪问题。”“你能注意到你的情绪是很好的，但是，你现在情绪不好，你去医院检查，说实话，很大可能会给你诊断为中度甚至重度焦虑抑郁，本来现在大部分人都是亚健康状态，加上你情绪低落，对你去医院做测试题也会有影响的。”“我知道，可是我还是想……”“那如果诊断出来了，你觉得中度甚至重度情况，你能接受吗？”“应该可以的，我就想去看看。其实我一直都想的。上个学期就和您说过，我老是睡眠不好，但一直没有去看。”既然李涵已经做了心理准备，询问了家长的意见后，我将学生的情况告知了家长，并提醒家长带她去医院看病。

对于现在的学生，自我诊断已经成了他们最擅长的事情了，尤其是对情绪病的诊断上。好像现在的学生不允许自己出现一点负面情绪，更不允许自己失眠，一旦负面情绪比平常更频繁，学生就会暗自诊断为情绪障碍。这或许与从小灌输的“快乐教育”息息相关吧，在我接触的家长中，几乎都是秉持快乐至上理念。

心理暗示在这一刻就像洪水猛兽，不断地给大脑输入“有病”的信号，情绪开关也一发不可收拾，不受控制地流泪，注意力不集中，慢慢地，转移到生理上，手抖，心脏疼，呼吸不过来……从心理暗示到假性躯体化，久而久之，不及时干预，学生的状态会越来越差。学生们很关注自己的变化，发现自己的异常后，结合周遭信息，开始自我诊断，寻求医疗帮助。由于情绪障碍引发的极端案例越来越多，家长也更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，所以，在接受到孩子的就医请求后，大部分家长还是会带孩子去州级医院检查，而要求去检查的学生几乎都被诊断为抑郁症和焦虑症。

隔壁班的小冯就是这样，平时没有异常行为，但最近因为与同学关系恶化而情绪崩溃，转了班并没有解决她的顾虑，依然要求就医检查，最后诊断结果的中度抑郁让小冯难以接受。小冯上课开始频繁出现躯体化症状，药物的加持，并没有缓解到小冯的现状，甚至更重了。小冯说：“在医院做测试题的时候，我都尽量避免极端选项了，尽量往正常的选项选择，可为什么结果还是这样。”班主任一次次进行心理疏导，但似乎并没有多大作用。同事们根据小冯就医前后行为、情绪变化，发现就医成了小冯情绪波动的最大转折，于是我们开始在心里埋下了怀疑的种子，一致认为小冯是假性抑郁。一是小冯的手腕伤痕是凌乱的，不同于其他抑郁症孩子的规律伤痕；二是送医后，医生诊断出孩子已经恢复意识但却迟迟不醒；三是诊断后情绪的频繁爆发。于是，班主任决定和小冯进行一场深入交谈，让她正视自己的问题。从那次的交谈之后，科任老师都认为小冯好像没病了，课上也没有出现过躯体化了。

当然，小冯的情况也不是个例，诊断为抑郁症的学生也成了老师和家长的重点关注对象，在家长的反复叮嘱下，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课堂要求被一次次包容，甚至达到只要他们不扰乱课堂就好。或许也是这种纵容，让更多学生找到了逃学的正当理由。高一时，小吴就用抑郁症成功休学。小吴妈妈突然联系我，说：“老师，我现在在校门口，学生给我打电话，一直在那哭，要我带她去医院，我怕她做傻事，需要你批一下假，我接她出去看看。”接到电话的我难以置信，平时表现毫无异常的小吴，竟然突然要求看病。我试着说服家长，同意我和学生先行沟通，但家长并没有给我机会，在家长的要求下，我也只能应允学生请假。认为自己患有情绪障碍的小吴被诊断出了重度抑郁和焦虑，家长的神经也开始紧绷起来，“想不清楚孩子为什么会这样。”因为害怕学生做出过激行为伤害自己，所以，哪怕小吴提出休学去外面打工，换个环境调整，家长也得只能无奈同意这种另辟蹊径的治疗方法了。工作一年的小吴返校参加学考，在她的身上，看不到学生气，眉钉，唇钉，耳钉的装饰下，显得尤其特别，她的精神状态也很好，看不出抑郁的状态。

所以，医院诊断出情绪障碍是否存在假性情况呢，李涵会不会利用情绪障碍逃避学习？会不会诊断后，李涵从假性抑郁到真抑郁呢？我无法阻止学生就医，可是，我也担忧李涵的状态，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了。

结果如料想的一样，李涵还是被诊断出了重度焦虑，中度抑郁。3月10日21点左右，李涵突然发来信息，询问休学手续。我的神经突然紧绷起来了，我知道，一旦学生有这种想法，如果不及时返校，多半高中阶段的学习会荒废，毕竟，班上是有前车之鉴的。我询问了李涵的检查结果，她把诊断报告单拍照发给了我，并且诉说着自己的脚也是反复感染，我知道，此时，她经历着身心的双重煎熬。我安慰李涵先把脚伤养好，心理上的诊断，我们也提前预设过，后面具体如何选择，等返校后再面谈。但还好，李涵说“我是想回来读书的，并且心理方面的问题，也没有太大感觉，自己最近更多的是脚痛。”

一个星期刚过去，3月18日，依然是晚上9点左右，李涵发消息，说“自己最近情绪很不好，想要请长假，如果能休学的话，希望休学。”短短的一个星期，李涵的心态发生了大转变。进一步了解发现，李涵的状态很可能影响家庭运转方式，增加家庭负担，李涵说：“生病后，我妈就请假回来陪我，但她的工作又不允许请这么久的假，所以，只能辞职。他们起初是让我休学去那边（父母上班的地方）和他们一起生活，他们觉得我是缺少陪伴，才生病的，加上我舅舅他们也这样说，我妈就更加确认这种想法，因此，就想辞职陪我。但如果辞职了，就只有我爸爸一个人上班，我姐也还在读大学，一学期要3万块左右的开支，我在这里读书一学期也要3万块学费，这样，家庭负担就很重。”然而，李涵的种种考量并不愿家人知晓，她还反复提醒，希望我不要告诉家长。网络上的文字终究是生硬的，不希望小小年纪就扛起不该属于她的担忧，只能输入文字，希望李涵还是需要和家长推心置腹的沟通，不能在心智不成熟的时期，轻易做出决定。

4月9日，李涵又发消息了，她的脚一直没有恢复，依然询问如何办理休学。请长假后的李涵，没有住在县城了，她和家人回到了老家，老家离县城有近2个小时的车程，行程的不便也让李涵没有来过学校，加上班主任工作，我的家访计划也迟迟没有落地，最后，只能无奈地通过手机发送休学手续流程。中旬，学生来学校参加了州级学考，她的状态不算差，我和李涵以及李涵妈妈交流了她的近况，依然鼓励她返校学习。在交流中，李涵也表达了希望返校的想法，而李涵妈妈流露出对李涵上学的担忧，还是希望她在家养病，比起学习，家人更看重孩子的健康。最后，在李涵的承诺下，还是同意返校。

李涵的状态改变是我认识的孩子中，改变最快的，也是为数不多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学生。遵医嘱和及时用药是病情得以控制的最大因素。

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被诊断为抑郁症，焦虑症，是否存在假性抑郁情况呢，如何让学生从“我有病”的状态中得以真正改善，仍然是我们需要亟待解决的问题。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