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一次，国剧靠着一个“小三”角色引爆全网话题。近期热播剧《夜色正浓》中，阚清子饰演的乔海伦被网友调侃赐名“牛马鸡”——她白天是996连轴转、被迫陪酒应酬的职场牛马，深夜是上司李东明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隐形情人；更令人唏嘘的是，刚刚与对方发生关系后，就会被要求立刻爬起来修改PPT，被网友辛辣调侃“刚卖身，就卖命”。

如果放在十年前，这样一个“职场依附上司、沦为隐形情人”的角色，恐怕会被“怒其不争”的观众骂上热搜，沦为全网批判的对象；而如今，话题风向却出人意料地反转。相关剧集弹幕里，已经出现大量共情表态，“校招生真的能共情乔海伦”“我就是这种卑微乙方，太懂这种身不由己”“她只是想保住一份工作而已”，观众的炮火纷纷对准了压榨、PUA她的渣男上司，反而对这个身为“小三”的角色，满是心疼与理解。

回看此次乔海伦这个角色带动观众情绪的核心要素，不难发现，这一“小三”角色在创作上的“新意”，正是打破固有印象、引发共情的关键。以往国剧里的“小三”形象，无论塑造得多么复杂，核心往往都落在一个“利”字上，要么是主动攀附、谋取利益，要么是被动堕落、令人惋惜却难逃道德批判。

比如《三十而已》中，林有有带着明确的功利心，主动靠近许幻山、挑衅正宫顾佳，最终被全网骂“绿茶”“心机女”，成为全民公敌；《蜗居》里的郭海藻，尽管有着原生家庭的压力、年轻不懂事的复杂底色，但其依附宋思明、一步步堕落的过程，留给观众更多的是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惋惜与批判；即便如《我的前半生》里的凌玲，在自身婚姻不幸的悲剧之下，对别人的丈夫产生依赖、介入他人家庭，本质上也是一种忽视他人利益、极度自私的选择。

但《夜色正浓》中的乔海伦，成为“小三”的初衷，却与这些传统角色截然不同——她并非为了攀附权贵、谋取巨额利益，只是希望保住自身应得的利益，守住一份能安身立命的工作。她是985出身的小镇做题家，没有深厚的家庭背景，没有可依靠的人脉资源，在竞争激烈的头部企业里，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，裁员的阴影时刻笼罩着她，为了不被淘汰、保住一份体面的工作，她不得不竭尽全力，甚至在被上司压榨、PUA时，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。

观众真正共情的，从来都不是她“小三”的身份，而是她身上折射出的“当代打工人缩影”。许多网友在评论中感慨，自己“工作中遇到过和李东明很像的老板”，要么是过度压榨劳动力，要么是PUA员工、道德绑架，那种“为了生存不得不妥协、不得不卑微”的无力感，是无数打工人共同的痛点。当生存压力带来的共鸣，盖过了对“小三”身份的道德审判，观众的敌意自然就变成了心疼与共情。

而这一话题风向的转变，背后更深层的原因，是互联网话语权的代际更替。曾经，大众对影视角色的评判，多以单一的道德标准为核心，“小三”就是原罪，无论有多少身不由己，都难逃全网批判；但如今，以00后为主的年轻观众成为网络舆论的主力，他们不再用非黑即白的单一道德标准评判角色，而是更倾向于从人性的复杂性、从现实的生存困境出发，去理解每个角色的身不由己与无奈选择。
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核心事实：“小三”角色本身，就是国剧屡试不爽的话题引爆器，其自带的戏剧功能，决定了它总能快速抓住大众注意力。对于影视创作者来说，“小三”角色无需过多铺垫，只要出现，就能快速制造家庭矛盾、情感冲突，推动剧情走向高潮，省去大量的剧情铺垫成本；对于观众来说，围绕“小三”角色的讨论、吐槽、共情，本身就是一种情绪宣泄——无论是批判其道德缺失，还是心疼其生存困境，都能让观众找到情感出口，这也让“小三”成为国剧不可或缺的“流量密码”。

更重要的是，各个时期出圈的“小三”角色塑造，往往不只是单纯的“流量工具”，更成为折射不同阶段观众情绪、社会痛点，以及大众对家庭、婚姻、社会认知变迁的载体。90年代，《牵手》中的王纯、《来来往往》中的林珠、《北京人在纽约》中的阿春，这些角色的出现，代表着在经济变革大潮下，新一代年轻人对传统婚姻生活的叛逆、对自由情感的追求；而新世纪以来，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，大众对拜金主义的批判与传统道德的认同回归，郭海藻、林有有们的争议，既承载着大众对“依附性情感”的批判，也是女性独立意识觉醒、追求平等婚姻的客观表达。

而近年来，国剧对“小三”角色的塑造，也逐渐跳出了“非黑即白”的低级叙事，变得更加立体、更具现实意义。从《好事成双》里，江喜认清渣男嘴脸后，不再依附他人，转而联手女主林双共同对抗渣男、实现自我成长；到《夜色正浓》中，乔海伦被生存压力裹挟、沦为隐形情人的悲剧人生，这些角色的塑造，不仅成为当代女性生存困境的全新表达，更传递出一种全新的大众认知——出轨的责任，从来都不只是所谓“小三”的错，作为主导者的渣男，更应该承担主要责任。这种认知的转变，也代表着大众视角的愈发成熟、理性。

乔海伦的争议，再次证明了一个道理：“小三”能成为国剧长盛不衰的话题引爆器，不只因为这个身份自带“吸睛”属性、容易引发争议，更因为它总能精准触碰时代的痛点，折射出大众的真实情绪。当国剧创作者能跳出“骂小三”的低级叙事，不再将“小三”角色简单塑造成“道德败类”，而是去挖掘角色背后的生存困境、人性复杂与现实无奈，去探讨背后的社会问题，这才是观众愿意主动加入讨论、引发广泛共鸣的根本原因。而这种创作上的进步，也正是国剧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