提到婚前协议，许多人或许会联想到美国脱口秀演员黄阿丽的事迹。她与前夫结婚时应对方要求签订了一份婚前协议，她后来在自传中以前夫的口吻评价道：“这份协议的真正含义是‘我还是不信任这婆娘’。”恰恰是这份带着“不信任”的协议，倒逼她摆脱依赖、成就一番事业；离婚时，也正是这份协议，稳稳保护了她辛苦打拼积累的财产。

（图/《黄阿丽·铁娘子》）

在律师视角下，领结婚证从来都不只是情感的仪式，更藏着财务层面的收益与风险——“财产共有”意味着可能要与对方平分婚后所得，也意味着要一同承担对方可能背负的债务。而婚前协议，似乎成了这份风险里的“避险工具”：民事领域的判决尊重双方意愿，当婚姻走到尽头、协议离婚时，财产划分会优先遵循双方约定（前提是约定在合法框架内），再依法论处。

关于婚前协议，舆论始终存在两极：有人视其为“明码标价的算计”，认为谈钱就是亵渎感情；也有人将其看作“对双方人生的负责”，觉得坦诚直面财务问题，才是成熟伴侣的相处之道。其实，真正的关键从不是“签不签”，而是“愿不愿意坐下来谈”——如果一个人能理解另一个人的顾虑，愿意为了长远相伴而耐心协商条款，恰恰是重视这段关系的证明；反之，若因“不信任”的借口拒绝沟通，这份关系本身或许就藏着隐患。

无论如何，当代年轻人正逐渐打破“谈钱羞耻”，用更坦诚、更理性的态度对待婚姻中的财务关系。他们无比清醒：钱，从来都是婚姻里绕不开的重要议题。那些对婚姻心存疑虑，却依然选择勇敢尝试的年轻人，正用自己的方式，定制着属于他们的婚前协议，也定义着属于他们的婚姻模样。

列不完的协议条款，能有用吗？

10年前上大学时，沈遥的同班同学几乎都是女生，私下闲聊时，老师总会提醒她们：未来婚恋要擦亮眼睛，学会保护自己。也是在那时，沈遥第一次听说了“婚前协议”这个词。“老师说，签婚前协议主要是为了防止‘人财两空’。万一对方有出轨、家暴等行为，还把你算计得净身出户，甚至让你背一身债，孩子抚养权也不归你，那你真的会很惨。”

沈遥对老师的话深有共鸣，因为在老家，她小时候目睹过太多令人唏嘘的离婚案例。读中学时，她借住在姨妈家，常常撞见姨妈和姨父吵架、打架——姨父出轨成性，在外花天酒地，姨妈独自抚养孩子，连基本的生活都要靠亲戚不时接济。同村还有一对夫妻，男方酗酒、家暴，曾把女方打得骨折，可离婚时，男方只抢走了儿子的抚养权，对于归女方抚养的女儿，却拒绝支付一分抚养费。这些画面，在沈遥心里埋下了对婚姻风险的警惕。

大学时，沈遥就和男友魏宇聊过婚前协议，让她意外的是，魏宇没有丝毫反对。“因为协议会公平地约束双方，只要他是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，他横竖不吃亏。”大学毕业后，沈遥特意来到距离魏宇老家更近的成都工作，两人感情愈发稳定，便顺理成章地将结婚提上日程，商量婚前协议的细节，也成了他们备婚路上的重要一课。

已有的存款、房产，还没影儿的车辆，甚至是未来可能会增加的资产，他们都摊开来说、逐一协商。沈遥主动表态：除了她出钱装修的婚房部分，男方名下婚前购买的房子，与她没有任何关系。协议里还列了一份“重大过错清单”，明确约定任何一方触犯其中条款——比如出轨、家暴、转移财产，就得净身出户。若将来和平离婚，共同财产则按六四分，理由很简单：沈遥是远嫁，远离自己的家人和熟悉的生活环境，双方都同意多给她一些补偿。

最特别的一条，是关于孩子和婚姻忠诚的约定：如果有了孩子，且女方无过错，男方却主动提出离婚，男方须净身出户；若男方有外遇却不想离婚，需每年给女方50万元“封口费”，女方可以假装不知情，维持婚姻的表面平和。沈遥笑着说：“有次聚餐聊到这个话题，他的朋友听说我们的协议有这一条，都快笑死了，一边说我‘想得太周到’，一边又让我放心，说魏宇的人品绝对没问题。”

为了保证协议的法律效力，沈遥和魏宇参考了网上的婚前协议模板，专门咨询了律师，签署时还在一家律所做了公证。沈遥大学同学的母亲也是律师，特意帮忙审阅了协议内容，告知他们“双方签字后基本具备法律效力”，但也提醒道：协议无法涵盖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后续若有分歧，仍需协商或依法解决。协议内容也给魏宇的父母看过，老人没有提出反对，反而表示支持他们的决定。

“如果聊钱都伤感情，那我们之间也没什么真感情可谈了。”沈遥一直坚信，钱在哪里，爱就在哪里。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平等：父母几乎没为她的婚事花太多心思，婚礼时只给了她3万元和几床被子，话里话外还希望她用彩礼给弟弟买辆车。沈遥委婉拒绝：“支持弟弟买车可以，但我们要一人一辆，我不能用自己的彩礼成全他。”父母见她态度坚决，便不再提及此事。而至今还没有女朋友的弟弟，早已有了父母提前准备好的婚房。

婚后的生活，印证了他们当初的默契。魏宇效仿自己的父亲，每月主动把工资交给沈遥管理，自己日常开销先用花呗支付，沈遥则定期对账、还款，从不干涉他合理的消费：“只要钱的去向清楚，他想花就花，我不会过多约束。”不知不觉间，沈遥成了家里的“会计+采购”，精打细算地打理着两个人的小日子。偶尔，魏宇也会误解沈遥“花钱多”，但沈遥从不辩解，只是大大方方拿出账单：“你看，哪一样不是家里要用的？柴米油盐、水电燃气，哪一样都离不开钱。”

结婚三年，婚前协议里列举的“重大过错”，从来没有出现过。如今即将年满30岁，沈遥的心境也悄悄发生了变化。“以前觉得这份协议是我的‘护身符’，能给我足够的安全感，但现在慢慢明白，比起冰冷的协议，更重要的是对方的人品。”她坦言，协议和法律再周全，也不可能罗列出所有意外，若一个人真的有心算计，总能找到漏洞。有一次，沈遥代朋友问起魏宇愿意签协议的理由，他的回答让她又气又无奈：“签不签无所谓。如果不想净身出户，转移财产的方法多的是。你看你又生气，实话就是不好听。”那次两人吵了一架，沈遥最终感慨：“婚姻本来就伴随着各种问题，换个人也未必能解决，所以，把钱攥在自己手里，才是最踏实的安全感。”

人无完人，夫妻俩的摩擦，往往都源于一些无关痛痒的小事。魏宇爱打游戏，有时沉迷其中，就听不到沈遥喊他做家务，为此两人吵过好几次。“这算不上什么重大过错，但真碰上了，心里就会憋着一口气。”好在，魏宇懂得妥协，愿意主动承包做饭、洗碗等家务；有时吵完架，他还会悄悄卖掉游戏里的装备，用这笔钱买小礼物给沈遥认错，化解矛盾。

如今回过头看，沈遥觉得，婚前协议最大的作用，是给当年那个充满顾虑的自己，一份走入婚姻的勇气和安全感。而真正步入婚姻后，生活的复杂与琐碎，终究要靠两个人并肩面对。目前，她最大的焦虑来源于长辈的催生：“我只是个普通人，做不到兼顾家庭和事业，一旦生了孩子，我的事业多多少少都会受到影响。”她不是不相信魏宇，只是见过太多现实的无奈：“一开始男人说‘我养你’，到最后可能就变成‘我养的你’，这种事我见得太多了，我赌不起，也不想失去自己的经济底气。”

（图/《梦想成为律师的律师们》）

比起“默认模板”，更想要“定制婚姻”

在遇到来自维也纳的男友、决定与之结婚之前，沉秋从未设想过，婚姻可以是一种“更偏向女性”、更具安全感的选择。

沉秋是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人，硕士毕业后留在东京工作，与男友相遇时，对方是到日本度假的游客。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确定关系，可恋情刚起步，就面临着异国恋的考验。最初，男友会定期申请远程办公，飞到日本陪她；假期时，沉秋也会申请旅游签证，飞到奥地利陪他。随着感情日渐深厚，两人开始认真考虑：结束异地，正式在一起生活。

当男友提出结婚时，沉秋的第一反应是抗拒——在她的认知里，婚姻意味着妥协和牺牲，尤其是对女性而言。但她没有盲目拒绝，而是主动查阅资料、找人求证，慢慢发现，与男友结婚，竟然可以是对她更有利的选择。

奥地利的法律的相关规定，给了沉秋足够的底气：离婚后，若女方因婚姻关系陷入经济困难，没有维持基本生活的能力，男方需向前妻支付扶养费，直到对方具备经济能力或正式再婚，具体金额由法院裁定；此外，外国人与奥地利人结婚后，无须签证即可在当地工作，还能享受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。更让她安心的是，在欧洲，女性程序员更受雇主青睐，性别薪酬差距非常小，这意味着她即使放弃日本的事业，也能在奥地利重新立足。这些来自社会和法律的保障，大大消解了她进入婚姻的顾虑。

比较过各种方案后，两人达成了共识：结婚，并且丁克。令沉秋的朋友们无比震撼的是，为了践行这个约定，男友主动去做了结扎手术——这份主动的妥协，让沉秋感受到了他的诚意。

可备婚阶段，男友却提出了一个让沉秋意外的要求：签署婚前协议，婚后彼此财产独立，理由是“保证对双方公平”。他解释，在奥地利，离婚诉讼过程漫长且繁琐，提前约定财产归属，能减少日后的纠纷。沉秋当即答应了，可事后细想，心里却莫名生出隔阂。她私下和朋友聊起这件事，朋友严肃地批评她：“你放弃在日本的事业，远嫁去欧洲，作为牺牲更多的一方，（万一离婚）不应该多要一些补偿吗？你太轻易就答应了。”

好在，当沉秋鼓起勇气，提出希望重新讨论婚前协议的内容时，男友并没有生气，反而持开放态度：“我认为协议应该让双方都开心、都安心，如果伴侣对现在的版本不满意，我们就重新商量，直到找到彼此都认可的方案。”在同意双方财务状况对彼此公开透明的前提下，他们开始逐一梳理可能出现的情形，不断修改、完善协议方案，而更多的分歧，也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浮出水面。

当沉秋转述了朋友的建议，希望在协议中加入“离婚补偿”条款时，男友觉得既不可思议，也不公平。他认为，好的婚前协议，应该是为了“促进两个人好好在一起”，而不是为“分开”提供动力和依据。沉秋耐心解释，她想要的不是“激励离婚”，而是一种“兜底保障”——她怕自己放弃一切去欧洲后，一旦婚姻破裂，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。男友则摆出事实：在奥地利，婚姻法已经给了她想要的“兜底”：即使离婚，她依然有权留在当地工作，可申请社会补助；若男方有过错在先，还需负担前妻的房租；社会上还有专门的妇女权益保护组织，应对家暴等突发情况。

男友没有强求沉秋全盘接受自己的观点，而是认真倾听她的顾虑，积极思考替代方案。比如，他坚持：“比起在离婚后给予补偿，我更愿意为促进我们好好在一起而支付费用。”他主动提出，承担沉秋从日本移居奥地利的全部花销——包括机票、搬家费、租房押金等，这份诚意，彻底打消了沉秋的隔阂。

关于婚后财产的分配，两人也有过争论。男友提出，婚后按照工资比例分配共同财产：“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喜欢、但对方未必赞成的消费，如果钱完全共享，可能会限制彼此的自由。”但沉秋觉得，完全依靠收入衡量对家庭的贡献，并不公平——比如她日后可能会花更多时间打理家庭，这些无形的付出，无法用工资来衡量。最终，两人达成折中：平时将大部分存款放在共同账户，用于家庭开支；各自保留一张银行卡，额度不超过个人月收入，用于个人消费；若将来离婚，双方债务互不牵连，财产大体按照收入比例分割，但会设置一个下限，保证收入较低的一方能获得足够的补偿，避免陷入经济困境。

沉秋说：“我们制定协议的核心，就是‘公平’和‘体谅’。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我是收入更多的那一方，我也愿意为对方提供更多的支持，毕竟婚姻是两个人的事，不是单方面的付出。”

目前，他们已经确定了协议的大致方向，具体的数字和细节，还在等待与律师沟通完善。在奥地利，婚前协议也可以在婚内签署，再加上奥地利结婚所需的签证等手续十分烦琐，两人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先在冰岛登记结婚——只需开具国际婚姻相关证明，他们的婚姻关系就会受到奥地利法律的承认和约束，之后再慢慢完善婚前协议。

现在，沉秋正在积极准备前往奥地利定居。丈夫承诺，在她学会德语、找到工作之前，会承担她的全部生活花销，“我希望能支持你，让你能有最好的机会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，不用为生活担心，也不用有任何压力。”

听闻沉秋的决定，家人最初极力反对，觉得她放弃日本的稳定事业，远嫁异国，无疑是在豪赌。事实上，这份“豪赌”对沉秋的丈夫而言，同样存在——沉秋随时可以“拍屁股走人”，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，而丈夫在奥地利的社会身份变化，却是板上钉钉的。直到看到两人无比认真、彼此体谅的模样，家人才慢慢放下顾虑，接受了他们的选择。

“相处得越久，我们越相信彼此。”沉秋说，对他们而言，婚前协议的意义，从来不是“防备”，而是婉拒法律默认的“一刀切”模板，用一种更公平、更贴合彼此需求的方式，规避婚姻中的财务风险，为这段关系增添一份安心。

婚与不婚之间，一个缓冲地带

阿茵今年25岁，在法国留学多年后，留在巴黎工作，主要帮来此旅游的中国情侣策划求婚仪式。大部分时候，都是男生主动找到她，想给女友一个浪漫的惊喜；偶尔也有女生来咨询，希望未婚夫能给她补一次迟到的求婚。无论是什么样的情侣，都正处于浓情蜜意的阶段，会对彼此许下一生一世的誓言，可那些与金钱相关的现实话题，从来不会出现在这个充满仪式感的场合。

“传统观念里，大家还是觉得‘谈钱伤感情’，更别说在求婚这种浪漫的场合了。”但阿茵却有着不一样的看法：“谈钱本身并不伤感情，谈得模糊、藏着掖着，才真正伤感情。一个成年人愿意把自己的全部资产都坦诚地展示给你，愿意和你一起规划未来的财务，那才是对你最大的信任。”

在法国生活多年，阿茵早已习惯了当地人对感情和婚姻的理性态度——他们把恋爱、婚姻、生育乃至经济，分得十分清楚。阿茵认识的不少法国人，都会选择先签署PACS（民事互助协议），日后再根据彼此的相处情况，决定是否进入婚姻。法国的PACS制度，更像是婚姻的“平替”，缔结和解除的手续都十分简便，双方的部分权利和义务，也可以根据自身意愿灵活协定。有一些法国伴侣，会长期维持PACS状态，直到老年，才正式登记结婚，只为给予对方继承自己遗产的权利。

阿茵和男友感情稳定后，也选择办理了PACS。她这样理解这份协议：“不是因为离婚麻烦，也不是不想承担责任，而是因为婚姻这件事太过重要，需要双方都真正准备好，才能郑重步入。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进入一段责任重大的关系，那可以选择用‘中间状态’过渡一下——这既代表你们比普通男女朋友的关系更进一步，是彼此认可的伴侣，又不会让你们之间的绑定像婚姻那么深，保留各自的空间和底气。”

虽然两个中国人在法国办理PACS比较罕见，但手续并不复杂——除了需要多准备几份中国大使馆出具的相关证明，其他流程和法国人办理并无区别。PACS协议默认双方财产各自独立，也可根据意愿自主约定细节，阿茵和男友选择了前者，彼此保留经济独立的权利。

在两人认识之前，男友就已经在巴黎买了一套房，现在两人一起住在里面，房子的贷款月供依然由男友承担，阿茵则负责支付家里的水电费。对于日常生活的共同花销，收入更高的男友会多承担一些；而家具家电等大额支出，两人则平摊；出去旅游的费用，也是各付各的。这样的相处模式，让两人都觉得轻松自在，结婚三年，从未出现过经济上的分歧。“以前我还是学生的时候，他已经工作了，会主动负担更多花销；后来我开始赚钱了，也会想要多承担一些，不想一直依赖他。”阿茵说，这种“有来有往”的付出，才是感情长久的底气。

签署PACS后的生活，似乎和从前没什么太大不同。他们可以选择联合报税，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，但两人都觉得这个好处“可有可无”；缔结PACS的伴侣，也可以共同贷款买房，而在阿茵的设想里，“等我们攒够钱、准备好共同买房的时候，应该就是我们真正准备好进入婚姻的阶段了。”

现阶段，阿茵和男友都很享受这种“透明账单+清晰边界”的相处模式。即使将来结婚，两人也早已达成共识：设立共同储蓄账户，用于家庭开支和未来规划；同时保留各自的个人自由账户，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个人消费。“毕竟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容易，辛辛苦苦赚的钱，想放在自己手里，自由支配，是人之常情。”阿茵始终坚信，经济独立意味着人格独立：“再亲密的关系，一个人也得有自己的经济支配权，这样才有话语权，才不会在关系里失去自我。”

因此，对于“何时结婚”这个问题，阿茵的答案很简单，也很清醒：“等我们哪天已经准备好，把自己辛苦赚的钱，无条件地分给对方一半的时候；等我们既能接受彼此的优点，也能包容彼此的缺点，愿意一起承担婚姻里的所有风险和责任的时候，那就准备好进入婚姻了。”

（文中受访者为化名）